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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懲戒權應該是一個系統工程,絕對不是一句“教師可以適當懲戒學生”就可以解決的。在內容上應該有一個“度”的問題,什麼程度的錯誤應該受到什麼程度的懲戒,要有一個明確的界定。同時,對學生進行批評、懲戒以及處分,都必須有合法的程序
近日,北京市教委公佈的《關於防治中小學生欺凌和暴力的實施意見》要求,各區、各中小學要堅持教育為主、懲罰為輔,依法依規及時有效處置學生欺凌和暴力事件,建立健全應對突發校園欺凌和暴力事件的應急處置機制。
北京市教委公佈的“意見”中還提到,將采取多種措施強調教育懲戒威懾作用。這一關於“教育懲戒”的提法引起社會高度關註。
為什麼需要教育懲戒權
去年4月,在安徽省亳州市蒙城縣一所中學的課堂上,有學生拒交試卷,不僅“出口成臟”還拿板凳砸老師。
此事發生之後,山東省臨沂市蘭山區教育體育局教研員王維審數年前寫的一篇文章《當教育隻剩下縱容》,在微信朋友圈走紅,被頻繁轉發。
王維審在文中寫道:“遠古有記載:‘舜耕地,牛不走道,舜鞭己不責牛。’牛不走道,舜為什麼要鞭己不責牛?這說明瞭什麼?我們應該怎麼理解他當時的心情?很多人根據現代人的觀念這樣解釋:牛不走正確的路,是因為人沒有引導好,牛自己是不知道的,所以不應該責罰牛,應該追究自己的責任。並更進一步強加給現代的教育,以此來要求老師們仿效古人,對那些問題學生要反思自己,絕對不能把責任放在學生身上……當錯在學生、老師連生命權益都得不到保障的時候,這些一味指責教育者的專傢是否想到,一味的放任,一味的包容,將會培養出怎樣的學生?這種宗教信徒式的寬容、忍辱負重難道就是教育的底線嗎?”
為什麼需要賦予教師教育懲戒權?教育懲戒權會產生哪些作用?
王維審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回答瞭記者的問題。
“我剛剛做班主任不久,班裡的一個孩子偷拿瞭傢裡的50元錢,被傢長追到學校裡打。在追問之下,孩子說出瞭事情的原委,原來他是被人敲詐瞭,一個高年級的學生帶著一夥人要他交50元保護費,否則就會被處置。這個孩子說,他們一夥人經常問別的同學要錢,不給的話就會被群毆,所以他隻好偷傢裡的錢交瞭保護費。”王維審說。
於是,王維審和學生傢長找到瞭那名高年級學生的班主任,這名高年級學生的班主任找到瞭學生及其父母。這名高年級學生並不否認,但他與父母都拒不還錢。後來學校出面處理,也無具體辦法可以解決。
“我班的學生傢長一怒之下報警,派出所工作人員解釋說,那名高年級學生還是未成年人,敲詐數額也不大,教育瞭一通便讓他citd計畫的父母領回。從此,未受到任何懲罰的那名高年級學生更加有恃無恐,頻頻敲詐低年級的同學。事情的結局是,在19歲那年,那名學生因為攔路搶劫致人死亡被判死刑。”王維審說。
此後,每當人們在討論教育要不要有懲戒權時,王維審就會想起這件事。
“在大多數時候,人們會認為教師需要懲戒權,需要一把維護教育進行下去的‘尚方寶劍’。其實,我倒是認為,教育的懲戒創新研發權說到底不是教師需要,而是學生需要。換句話說,懲戒權並不是給瞭教師什麼權力,而是給學生正常成長以保障。倘若,教師和學校(或者說教育)有一套完善的、針對問題學生的懲戒措施,那麼高年級學生很可能就會在第一次敲詐同學時被及時處置,也有可能就會改掉身上的惡習。那麼,19歲的悲劇也許就可以避免。用適合孩子的懲戒、懲罰矯治孩子的錯誤,總比等到犯罪瞭搞個嚴重的秋後算總賬要好。”王維審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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